界面：当前中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针对产能过剩行业，政府正在大力推行供给侧改革，强调“去产能”，但由于牵涉各方利益，在推进过程中遇到了不小的困难。能否谈谈您对当前中国“去产能”工作的观察，比如所表现出的特征、趋势等，以及您的看法。
周园：首先不能简单地将供给侧改革理解成“去产能”。供给侧改革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行政管理模式升级(减政放权)、企业管理机制变革(国企改革)、以及税制优化等等。正因如此，不论是决策者还是观察者，在思考 “供给侧改革”的时候都不能把单一的手段及其影响去进行孤立的审视。
从目前情况来看，全国整体去产能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主要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不配合。
产能过剩领域中的大量国有企业以及去产能后带来的劳动力转移安置的问题，加剧了去产能政策推行的难度。地方政府对去产能不积极有三个原因：第一，拖累GDP，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第二，冲击本地就业，影响社会稳定;第三，减少税收，影响地方财力。这导致地方政府有充分动力不仅不去产能，反而会补贴这部分本该关停的企业。这需要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去产能政策上的延续性和力度。
首先，要弱化GDP的考核指标，同时强化对去产能指标的量化考核;其次，对去产能力度较大的地区进行一定程度的中央财政转移扶持;第三，针对下岗员工进行专项安置，在服务业等吸纳能力更强的行业开拓新的就业机会，这也是德国等发达国家此前在应对钢铁煤炭行业下行趋势中的做法，事后看来是可行的。
界面：产业结构调整的另一项重点内容是新兴产业的崛起，比如智能制造。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 2025，在国际上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概念是德国的工业4.0。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都希望往工业4.0方向迈进。那么，工业4.0将对中国劳动力人口结构带来哪些影响?是否可能将出现大面积的失业?
周园：工业4.0对中国的劳动力结构一定会带来改变和冲击。一部分类型的工种需求将会减少，比如普工操作员、一般工人、装配工、搬运工等，这些岗位很容易被机器人取代，因此会消失得比较快;另一方面，部分类型的工种需求则会增加，比如软件开发、数据工程、机电工程师等，同时还会有一些新的工种出现，比如机器人协调员。
每一次技术和工业的革命都会带来劳动力结构的调整，这也是优化劳动力配置的一个必然过程，并不需要过分的担忧。就如同当汽车出现的时候，曾经也有人担心会造成马车夫的大量失业，并造成社会动荡。同样，我们也不必担心工业4.0会带来大面积的失业，因为有些企业现在连工业3.0，甚至2.0都没有达到。
但大趋势是既定的，所以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自身，都需要及早做准备。政府需要积极进行合适引导、政策扶持，教育机构则需要进行改革，协助一线的传统工作人员获取必要的培训并向新岗位转型，或分流到社会需要的相关服务业领域中。
界面：教育机构如何改革?
周园：中国的技工学校很明显脱离了企业的岗位需求，培养出来的人很多是用不上的。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通过技工学校，把企业和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按照未来的需要去培养，学习期间有大量的机会和时间去企业实习。
界面：工业4.0强调的是工业数字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大数据、软件系统和平台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想实现工业4.0，是否必须先从软件入手?相比于硬件，软件是更为核心的竞争因素吗?中国传统制造业企业是否也应该像西门子、GE那样自主研发软件系统平台，而非直接使用它们的产品?您有什么建议?
周园：工业4.0的核心理念是“整合、自动化和优化生产”，而这些都需要来自于软件的重要支撑。我们并不能说软件就相对于硬件更加重要，或者是更重要的核心竞争因素，毕竟硬件与软件是一体两面，密不可分的。但是对于中国的制造业而言，工业领域中软件的板块毫无疑问是我们与世界先进制造国家在技术差距上较为显著，也是亟需提升的一个板块。尤其是工业4.0，不但要在工厂产线上实现互联，还要与消费世界，辅助服务的电力系统、物流配送、分销系统互联，这个时候软件的互联能力将会更高要求，这对我们的软件开发能力尤其是“软件工程”的开发能力是一个重点的挑战。
中国现有的软件开发能力其实并不弱，在很多领域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但是工业4.0的软件工程开发除了要求对软件编程能力的要求外，更需要对自动化、机电一体的深刻理解，而在中国这两方面的技术人才往往是剥离开的，如果让大量软件开发人员不仅仅扎堆在互联网公司，而能够和生产型企业进行结合，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至于是否自主研发软件系统平台，还是购买成型产品的问题，其实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发以来长期争论的“造”还是“买”的问题。其实中国这30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技术能力缺乏的时期“买”，并在使用中不断学习、研发，最终实现由“买”到“造”再到“卖”的转变。
需要注意的是，软件系统平台是一个有很强路径依赖效应的平台，比如西门子的Portal、Rockwell AB的Logix、B&R的AutomationStudio平台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标准和开发模式。如果“买”的时间过长，将容易使得企业陷入到对平台的过度依赖中去。所以从政府和研发机构的角度出发，需要尽早开始自我研发，并将该平台打造成一个开放、开源的应用平台，吸引相关企业尽早基于中国自主的平台进行研发，加速由“买”到“造”的进程。
界面：西门子等工业4.0的先行者，都期待将自身打造成为一个“平台”，该平台集合了各行各业的大数据，从而提供更为智能化的服务。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放心将自身堪称“命脉”的机密数据上传至云端，有些特殊行业数据也涉及国家机密。应当如何看待其中的网络安全边界问题?如何防范?这关系着看起来很美的工业4.0，能否最终真正获得普及。
周园：工业4.0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整合”，而“整合”意味着需要将生产制造过程中相关的各个方面，包括原料提供商、制造商、物流商、需求方等等都联通起来，这又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开放”。而因为有“开发”的存在，所以不可避免的，网络安全问题以及数据安全问题也将成为工业4.0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
企业以及政府对自身机密数据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其实从物联网技术推广至今，网络安全事故和数据泄密就层出不穷，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互联网发展的势头并没有停止，而企业对互联网的融合也日渐深化，而不是日益排斥。同样的，我们也认为企业在工业4.0时代，进一步整合进工业4.0平台也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我认为需要关注以下几点：一是进一步提升互联网安全技术与数据安全技术;二是发展类似于“私有云”的安全性更强的“私有平台”服务;三是针对军工等涉密行业，建立国家层面的独立自主平台;四是建立通行且严格的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并得到国际范围内行政及法律的支持。
界面：虽然中国企业普遍希望往工业4.0方向迈进，但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些企业主要面临着哪些问题?从企业战略、业务布局、经营管理、职工招聘等层面，您有什么建议?
周园：问题有很多。相当一部分企业对行业内的资源整合还很不到位，实现工业4.0转型的基础比较差。工业4.0 需要企业内外多个部门的共同协同推进，而企业的协调组织能力还很有欠缺。不仅如此，工业4.0将对企业能力及人才技能上提出不同要求，很多企业在人才及能力储备上严重不足。此外，随着工业4.0的推进，制造企业在过去30年间积累的成本及规模优势可能会迅速被国际企业通过技术革新所消除，未来竞争压力加剧，使得企业向工业4.0转型的窗口期缩短。
对中国企业转型，我有四个建议。第一，转变经营模式。从传统的产品模式转型到“产品+服务”的混合商业模式。比如轮胎制造商米其林提供了一项基于工业4.0的全新服务——Dubbed Effifuel。这项服务为客户在卡车轮胎和引擎上安装传感器。传感器会将收集到的油耗、胎压、温度、速度和位置等数据传到云服务器上，而米其林的专家会据此进行数据分析，并为客户提供建议及驾驶培训。这项服务帮助其客户每百公里减少油耗达2.5升。
其次是搭建新的技术平台。与行业内的相关技术企业合作，将传感设备、嵌入式分析系统、智能控制系统和通信设施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智能化的网络平台，使人、机、服务三方面之间能够互联，共享信息和决策，从而替代过去传统的固定式流水线的作业模式。
第三是推进人才队伍的转型，有计划地储备和培养数据科学、软件开发、硬件工程、测试、运营及营销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认清形势，不要盲目跟进。应该充分认识到工业4.0是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充分认识到企业自身在行业领域中的位置，很多企业目前还处于工业2.0或者3.0的阶段，需要先完成对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在完成相关准备之后再启动工业4.0的转化。此外还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分布启动，切忌一哄而上。